刘进宝 著
出版：甘肃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423-5585-0
定价：78.00元
《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即将出版，不由使我回想到自己的学习、研究历程。我是1979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原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由于我们上两级（77、78级）的外语都是学英语，到我们入学时，英语老师已经很紧张，而俄语老师却无事可干。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决定我们79级的文科系外语全部学俄语。再加上当时史学界的热点之一是中俄关系史，西北地区相关学术单位正在联合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我学习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承担了沙俄侵略帕米尔部分的编写任务，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吴廷桢老师承担了此项工作。为此，吴老师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帕米尔问题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上，并在1977年第6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沙俄武装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历史真相》一文，主持编辑了《帕米尔资料汇编》。正是由于这一机缘，大学初期我对中俄关系史比较关注，并在吴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略论林则徐对沙俄侵华的预见》。这篇习作经吴老师精心修改后，我们联合署名在《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发表，这就是收入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略论林则徐对西北边患的预见》。
后来我学习的热情虽然转向了敦煌学，但对中俄关系史和西北史地仍然多有关注，撰写了《法显西行印度试探》一文，由于吴廷桢、郭厚安老师的提携，在西北师院历史系主办的内部刊物《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刊出，署名是“83级学生刘进宝”，也是本期作者中唯一的学生。后来由于阅读范围的广泛和认识的加深，尤其是章巽先生的《法显传校注》于1985年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所见史料更多，我就将这篇习作修改增补后，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发表，这就是收入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的《法显西行述论》。
正是因为大学阶段的学习兴趣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西北史地，所以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是西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营，在潘策老师的精心指导下，阅读了一些基本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影响最深的是安作璋先生的《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在阅读本书期间，恰好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安先生的《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齐鲁书社重印，立即给出版社汇款购买，不久出版社将购书款退回，并说无书（后来得知，出版社改变了出版计划，没有重印出版）。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武大读博士时，在武汉的旧书店遇到此书后，便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作为自己大学求学时代的纪念。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期间，2003年去济南出差时，曾专门拜访过安先生，并谈到了学习、购买此书的经历。2006年5月安作璋先生来南京时，我专门请安先生在书上签名留念。
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由于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对汉代河西历史和西域经营问题，还是有所关注，在《理论学习》1987年第2期发表了《霍去病与河西之战》，同时参加了郭厚安、陈守忠先生主编的《甘肃古代史》的撰稿。本书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在原稿基础上增补修订的。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到刚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工作，教学与科研的重点自然是敦煌学。但由于跟随金宝祥先生攻读隋唐五代史的硕士学位，再加上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还曾在《丝绸之路》杂志社做过一段兼职编辑，所以对丝绸之路和西北史地仍然比较关注，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和书评。
2013年调到浙江大学后，恰好浙江大学对口支援塔里木大学，浙江大学、塔里木大学、浙江省文物局、新疆文物局两方四家签署协议，合作研究新疆历史文化。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浙江大学牵头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以此为契机，我们主编出版《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计划出版40本，已经出版25本），创办《丝路文明》学刊。由于主编丛书，主办刊物，尤其是将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研究的重点也从敦煌学扩展到丝绸之路，本书的主体就是这一阶段完成发表的。
本书所收文章，最早的写于大学学习阶段的1982年，最晚的写于2021年，前后恰好是40年。其中既有学术性较强的论述，也有知识性的普及文章。收入本书时，尽可能进行了增补修订，并统一体例，规范注释，但时代的痕迹是无法抹除的。所以在书后附了“作者已发表与本书相关的文章目录”，以便存真。
本书史料的核对主要是赵大旺、宋翔两位年轻教师承担的，同时，我的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工作。书稿的文字录入、图版的扫描和校对，主要是张晓莹老师承担的。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如有任何的不足或错误，自然由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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