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史研究》致力于从全球史语境重新梳理亚洲的历史演进脉络,重新认识中国及周边文明的特质和内涵,重新理解中国和亚洲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机制。恢复历史记忆,接续文明脉络,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真正有效进步。

目录

摘要

迦腻色迦征伐印度

袁炜(贵州省博物馆副研究员)

贵霜威玛·卡德菲塞斯统治之时,迦腻色迦已率军征伐印度。迦腻色迦元年(公元127/128年),迦腻色迦宣告了对以“六大城”为代表的全印度的统治。迦腻色迦在印度的主要统治措施包含巡游印度、修建城市、设置官吏和扶持本土宗教。

1960年以来的迦腻色迦年代研究

罗伯特·布雷西(独立学者,曾供职于大英博物馆钱币部)撰;张利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译

1960年,众多中亚和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关于迦腻色迦(Kanishka)年代的会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探讨了这次会议提出的核心问题——迦腻色迦纪元始于何年——的研究历程。追溯了2000—2010年间使“公元127年说”得以确立的证据进展。研究史的叙述往往忽略了该过程的复杂性,这不仅导致结论受到批评,也未能解释为何该领域在1960年后出现了观点的两极分化,以及新证据为何如此难以调和。本文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新证据不断累积的结果,并指出早在达成共识之前就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这提示我们,有新证据却未能迅速导出解决方案,将是未来南亚和中亚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中亚地区犍陀罗式佛教遗址考述

邹飞(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公元纪年前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犍陀罗地区向外广泛流布,靠近该区域的吐火罗斯坦成为佛教东渐的第一站。这一时期,中亚地区处于希腊一巴克特里亚和贵霜帝国相继统治之下,佛教艺术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型。在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境内,发现了较多具有犍陀罗佛教艺术属性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犍陀罗式雕塑和其他佛教艺术品,是研究佛教东渐艺术的重要基础性材料和证据。


碎叶城发现的铜鎏金佛像牌饰的鉴定与研究

王嘉芸(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朱浒(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20世纪中叶,碎叶城关厢地区的“第一佛寺”中出土了一批镂空青铜佛像牌饰,近年来亦有私人收藏的同类牌饰资料流出。通过考证,此类铜鎏金佛像牌饰铸造年代为公元679—718年间,应为大唐驻扎在碎叶城的宗教机构制作。比较同期西域地区、大唐本土以及犍陀罗地区出土的佛像,可发现碎叶佛像牌饰不仅展现出深受希腊化艺术影响的犍陀罗风格,又显现出比西域地区佛像更浓郁的唐代佛教艺术特征。碎叶城青铜佛像牌饰以其独特的造型与风格,见证了大唐本土与中亚唐控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也流露出中亚佛教美术犍陀罗遗风最后的余晖。


交流互鉴视域下的东南亚Makara探析

王珺(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Makara是诞生于两千年前印度文明的一种怪兽图样,其形象由鳄鱼、大鱼、海豚、大象甚至莲等动植物的特征组合而成,是印度教与佛教文化的代表性形象之一。伴随印度教与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Makara逐渐演变为一种世界性、反映文化交流交融的纹样,广泛出现在东南亚地区的宗教美术与工艺美术作品中。对东南亚地区Makara遗存的收集、整理,有助于挖掘Makara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路线、形象的本土化历程及内涵的变迁,有助于展现全球视野下多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Makara的中国化历程及其传播是多元文明交流与多元文化融合的缩影,中国化的Makara不仅演变成为中国传统纹样,更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伴随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传播到东南亚地区。


海洋贸易史中的姜黄:传播路径与传播时间的考察

鲍璐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姜黄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植物,在食用、染色和药用领域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传播足迹遍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本文以全球史视角为切入点,探讨姜黄在海洋贸易网络中的传播路径与时间。通过分析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药典记载,发现姜黄很可能于公元6世纪前后经由海路传入中国的岭南地区。


从犍陀罗到龟兹:一部梵语瑜伽书的流布

安怡(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克孜尔出土的梵语瑜伽写本是在说一切有部团体中存在一部分热衷瑜伽的修行者的文献证据,也是连接犍陀罗和龟兹佛教的纽带之一。其内容一方面承继有部等部派佛教的基本义理,一方面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佛教瑜伽行理论,即以“身体—图像—意识”的变化、和合与消解为脉络的“具身认知”式的修观模式。丰富的观想视觉要素和画面不仅体现在犍陀罗艺术中,更随着佛教东传影响了龟兹地区的禅观实践乃至艺术形式。


犍陀罗佛教艺术与龟兹

苗利辉(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文博研究馆员)

位于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上的龟兹,与犍陀罗地区一直有着密切联系,两地的佛教艺术也因此互相影响。关于龟兹石窟中的犍陀罗艺术因素,以往的研究多为对现象的描述,对其进入龟兹地区以后的发展演变并未给予足够关注,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有鉴于此,作者特撰本文,从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个方面对龟兹石窟中的犍陀罗因素进行探讨,发现龟兹石窟艺术的发展是从开始对犍陀罗艺术的模仿,逐渐演变为将犍陀罗因素融合进自身的审美体系,从而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龟兹风佛教艺术,并向外传播。


印度、西域至敦煌“调服醉象”图像研究

刘曼(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调服醉象”作为佛教艺术中的一个主题,在印度的表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并且其图像表现长期流行,一直延续至12世纪印度佛教基本消亡。随着佛教的传播,调服醉象叙事也传入西域和敦煌,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本文首先梳理巴利文、梵文、汉文和藏文佛教经典中关于这一叙事的记载,把握叙事细节的变化发展及文本的流传脉络。图像部分重点探讨了2—13世纪印度、西域至敦煌的90余幅浮雕和壁画作品,分析图像的细部,并讨论单个图像与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图像的细节,发现不同地域在艺术表现上所选取的图像要素存在差异,这体现了各地的图像创作参考不同的传统进行,同时图像本身发展出便于艺术表现的细节并将其传承延续,也有迹象表明图像可能影响文本的发展。


从印度药叉到希腊爱神——敦煌“逾城出家”壁画中的飞行童子形象考源

汪雪(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隋代至初唐时期,敦煌的“逾城出家”壁画中出现了托举马蹄飞行的童子。这类飞行童子的出现与隋代《佛本行集经》的流行密切相关,其佛教身份与图像来源都体现出特殊性。托举马蹄的童子作为“夜叉”的一种,艺术形象受到“云冈模式”和古希腊“花环与爱神”图式的双重影响。古希腊爱神厄洛斯所蕴含的灵魂转生、业报轮回思想,是爱神融入佛教图像体系的思想基础。具有“新生”“往生”象征意义的飞行童子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古希腊与中国文明体系在敦煌地区的交融,这种交融不仅是图像模式的吸收与借鉴,更是呈现出两种文明在生命、灵魂等思想观念层面的交会与共融。


石窟佛影:像说

汪悦进(美国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专席终身教授)撰;刘学军(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译

公元4世纪左右,慧远在佛陀跋陀罗协助下在庐山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影窟”。该“影窟”之制作,一方面显受那竭国石窟“佛影”传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中古中国人的形像理论。这种理论消解了既往对佛陀存在于汉地真实性的执念,为中国佛教教众面临的两难处境,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化解方案。此外,慧远及其追随者也建立了一种新的感知和概念化图绘媒介模式,这一模式强调绘像的双重性质(幻觉深度和物质平面),重视心灵在创造形像过程中的协同作用。


佛教入华造像工艺新变与中国化的三次转型

张晶(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李婧(台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汉魏两晋南北朝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生根立足时期,也是印度佛教造像与中国佛教造像工艺交流碰撞时期。此期中国佛教造像工艺历经了三次转型。第一次在东汉西晋。中国工匠以铜鎏金等本土工艺制作象征性佛像,尚处于印度粉本描摹初级阶段。第二次在东晋十六国。以苇胎泥塑与凹凸法为代表的外来工艺开始进入中国佛教造像视野,少数中国工匠学习运用外来工艺,但大部分造像仍以铜鎏金与线刻等中国本土工艺完成制作,处于西法初来阶段。第三次在南北朝。中国工匠在接受以石雕为代表的外来工艺的同时,还将中外工艺结合起来创造新的佛像样式,已形成中外技艺的交融。这些造像技艺由历代工匠传承至今,并对隋唐佛教造像、道教造像以及其后民众生活器物制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弥勒图像研究

郭静娜(云冈研究院文博副研究员)

佛教起源于东北印度,但其发展主要受到犍陀罗地区佛教改革性发展的推动。而这种改革性发展指的就是大乘佛教的产生与发展,并成为主流,而小乘佛教则相对来讲逐渐衰落。大乘佛教兴起,“菩萨”这一概念也随之产生。随着佛教的东传,弥勒由于其文化特征成为佛教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弥勒的形象一方面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另一方面也成为普通百姓信仰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弥勒信仰沿着丝绸之路迅速传播,也使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弥勒信仰风靡一时。北魏平城时期,由于弥勒信仰的流行,云冈石窟弥勒造像数量极多。本文以云冈石窟弥勒造像为考察对象,对云冈石窟的弥勒图像进行深入研究。


东魏北齐邺城佛教寺院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何利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约20千米处,自公元3世纪起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之所在。1983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范围内进行了持续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2000年迄今,围绕探寻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范围和布局这一中心课题,邺城队先后发现和发掘了邺南城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发掘出佛教寺院内的塔基、佛殿、讲堂、僧房、回廊等大型建筑及相关辅助设施,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和珍贵文物,对全面了解东魏北齐时期邺城的城市规划以及探讨佛教寺院的建筑布局、建筑结构、筑造技术和装饰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7—18世纪中日注释之学的互动——评《空海汉文学著作注本丛刊》

吴正岚(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稿约

1.《亚洲文明史研究》致力于以亚洲文明史研究为纽带,重新审视亚洲文明视阈下的中国文明,重新解释中国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中的角色和地位,重新检讨文明交流互鉴的经验和教训。强调学科交叉融合,涵盖历史、艺术、考古、区域国别等学科,集中于古代文明史的研究范围(以马戛尔尼使华为时间下限),发表与此主题有关的论文、综述、书评、考察报告等原创作品,少量发表重要的外文论文中译稿。

2.本集刊以简体字为主要学术语言,接受少量英文文章和书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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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来稿中第一次提及外国人名,需附原名;若其自有中文名字,则需使用其中文名字,比如包弼德(Peter Bol);若正文中已经出现其中文名字,则注释中引到其著作时,不再译出中文;若正文中没有出现其中文名字,则注释中引述其著作,需加中文名字。中文译名以使用其自己认可的名字为标准,比如Edward Hetzel Schafer,自取中文名字为“薛爱华”,不能翻译成以前通行的“谢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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