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下午,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主办的“浙大东方论坛·亚洲文明”第9讲、“中国与世界”第2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100报告厅顺利举行。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特聘教授张庆燮围绕“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逻辑与风险”开展主题讲座。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梁永佳主持了本场讲座。
梁永佳教授主持
张庆燮教授首先介绍了在中国出版的译著《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和即将出版的译著《压缩现代性的逻辑》。在中译本出版后收到的最多疑问就是为什么介绍韩国的现代性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对此张教授从自己的学术经历进行解答。张教授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问题,八十年代西方对中国微观研究的程度很低,尤其是美国众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自由主义理论塞入东方社会研究领域,并未真正反映真实的中国社会变化。因此当时基于中国从集体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转型进行分析并加以理论化。当时的韩国社会学界也照搬西方理论,并未立足于韩国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社会学研究。张庆燮教授对这种现状并不满意,基于中国研究的经验,对韩国社会现代化进行了新的解释。
张庆燮教授做主题汇报
张庆燮教授指出,“压缩现代性”描述了一种文明情境,在这种情境中,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以一种高度压缩的方式发生,很多原本互不相干的历史和社会性元素在其中动态共存,这导致了一种高度复杂且流动的社会系统被不断建构和重建。这导致了主体将其与周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竞争关系,无限的追求高速度。压缩现代性体现在个人、社会、国家等多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的体现则是鸡娃、内卷等现象,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则表现为高度的社会紧张。
压缩现代性普遍存在于后殖民社会,而在韩国等起初落后,但又经历了高速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中,这一特征更为显著。压缩现代性需要一些特定的制度条件来创立、维持及提升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各类规则及基础设施,但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往往不具备这些现代制度条件。因此,它们不得不创造性地调用许多本土的社会机构和习俗,如家庭、亲缘和各种文化网络等。
随后,张庆燮教授回顾了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以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例,展示压缩现代性是如何在韩国社会中体现的。韩国的现代化推进依靠的方式是先成长后福利的政策,尽管韩国政府想效仿西欧的福利体系,但落后的韩国没有推行福利制度的能力。因此,家庭代替了韩国政府的角色,填补了韩国社会中所谓“福利”的空白。例如,80年代韩国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就离不开农村父母子女教育的投入及进入城市的子女的支持,同时,养老也由子女代替了政府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然而,韩国近年来出现的低生育率已经宣告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韩国社会在追求高速发展过程中,采用了发展开发优先政,物质、生产中心的政策,占用了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人的生活似乎失去了意义和乐趣。“四当五落”(高考每天睡4小时能考上,睡5个小时考不上)、“大雁爸爸”(父亲在韩国工作,母亲孩子在国外陪读留学)等社会现象便是其最真实的写照。
张庆燮教授提到,韩国的现代化从制度上照搬西方,但这些制度并不是从韩国本土中生根发芽形成的,简单的制度移植并不能解决问题,“异化”的制度甚至反过来限制韩国政治机构或团体的行动。在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政府不得不允许出现一些违背所移植的“体制”的行为。例如三星、现代等是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财阀家族,然而西方自由主义体制并没有任何给予财阀体制存在的依据。再例如,医疗、教育等理应被福利化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却走向了产业化,韩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行业进行投资支援,反而让这些事业的私有化成为一种固定的体制。韩国从农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信息通信技术和先进服务业,从产业进步的宏观视角去看,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压缩的现代性让韩国劳工们处于一种随时失业的不稳定性恐惧之中,多数工人没有得到些许安逸。韩国家庭一直是这个国家高度压缩的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高效容器。然而,作为一个压缩现代性的引擎,目前韩国社会中的家庭已经变得功能过载,社会风险重重。这种家庭负担和风险对韩国女性来说尤其沉重,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历史影响,另一方面来自工业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当一名韩国女性选择规范就业时,在职场,她要像男性一样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却不能不顾家庭;在做家务、照料孩子和生育等方面,她还要表现得像全职母亲那样的努力,甚至没有经济上的支持。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韩国女性不得不大幅调整她们的家庭关系和责任,以及她们的生活选择。因此,韩国女性在婚姻模式、生育能力、家庭关系等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出于实用性,而非观念上的改变。
张庆燮教授用中国社会和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对比。例如两国政府都大力推动开发主义;对于产业革命带来的劳工问题,相比于韩国,中国可以利用广大的地域和东西部发展差距来抹平;从女性地位问题上去看,中韩两国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压缩现代性”带来的副作用时,两国都应该从个人、社会、国家等多个层次中去尝试。
最后,张教授就近期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结合今天的话题,作了一些简单的杂谈。他提到,韩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为韩国的文艺作品提供了相当多的现实素材,而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秉持批判的态度,用自己的笔对社会中的黑暗面无情挞伐。而韩国优秀文艺作品的井喷也正是“压缩现代性”在韩国社会中的体现。
现场师生提问
讲座的最后,梁永佳教授对张庆燮教授的讲座做了总结发言,并对张教授的精彩演讲表达了感谢。张教授对在场观众提出的众多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与阐释,讲座在热烈的交流与讨论中圆满结束。
来源:浙大东方论坛公众号